以下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的文章，现从联合早报网转来和大家一起分享。深圳离婚律师友情提示：欢迎登陆深圳离婚律师网，如需转载和收录本网站文章，请不要侵犯原作者著作权，注明文章来源，限于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，也欢迎大家跟本网站友情链接。
中国历史数千年，真正的革命少而又少。从政治结构变化来说，只有两场革命才具有意义，即秦始皇帝的革命和现代毛泽东的革命，因为这两场革命造成了巨大的变化，带来了新型的政治架构。而传统所谓的“革命”只是“改朝换代”，换一个皇帝而已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化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社会革命则更少了。近代之前的数千年可以说没有发生任何有意义的社会革命。这并不难解释，一则是因为经济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一直维持在农业社会的状态，二则政府的主要功能就在于管控社会，防止社会变化。
有意义的社会革命发生在近代以来。进入近代，中国社会不断引入新的思想，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，社会革命的发生也变得不可避免。这里要讨论的便是近代以来两场以妇女为中心的社会革命，一场是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，另一场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运动。
两场社会运动都是以妇女为主，但性质全然不同。前一场是妇女为主体，主动地追求自身的解放和权利，而后一场妇女则是客体，变成了“革命”的对象。这两场社会革命造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。在世界范围内，经验告诉人们，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是任何一个社会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化。
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妇女解放运动，其对妇女本身和中国社会的意义怎么也不会高估。在传统社会，妇女说到底只是“生育”和传宗接代的简单工具。在整个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中，妇女是没有任何地位的，男人主要是“士”和“商”这两个阶层，在性方面具有完全的自由，但对女人实行严厉的管制，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上，例如“贤妻良母”、“贞节牌坊”、“烈女”等话语的塑造，而且在社会实践中，例如对“出轨”妇女施予几乎“惨无人道”的惩罚。
再者，从今天的眼光来说，妇女基本上是男人的依附物，甚至“玩物”。例如，中国至少从北宋开始“裹小脚”，这完全是为了满足男人实际的性需要或者性想象。诸多接受儒家教育的文人墨客们对“缠足”不断进行毫无羞耻的“歌颂”。
当代儒学研究大家哥伦比亚大学狄百瑞教授说：“缠足经常被当作显示儒学残忍、扭曲、男权至上的恶习标志。”不过，余英时先生似乎不赞同这种说法。余教授在其《民主、人权与儒家文化》一文中指出，这种侵犯女人人权的极端形式与儒学、佛教均毫无关系；例如理学的创立者程颐的所有后代，直到元代都忠实沿袭不缠足的家族传统。不过，余教授这里所举的像程颐那样的大儒，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呢？历史上的儒生中，绝大多数都是犬儒和腐儒。
近代以来，随着西方思想的进入，妇女本身逐渐具有了自身的认同，开始追求自己的意识，而接受西方思想的男人对女人的意识也开始了变化。这两种变化的结合有效改变了妇女的社会角色。从一些沿海地区尤其是上海开始，妇女解放形成思潮和社会运动。这一社会运动一直发展到毛泽东时代，便到达了一个顶峰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出台的第一个法律便是《婚姻法》，足见毛泽东对妇女的重视。不过，到后来，中国的男女平权运动走向了极端，“妇女半边天”演变成男性式女权运动，“同工同酬”演变成妇女也必须干男人一样的活。这个极端也是改革开放之后，社会反弹，妇女趋向于“回归”原位的因素之一。但不管如何，共产党对女性的解放对妇女本身的主体思想意识的影响不可低估。
第二场革命即“计划生育”，则是自上而下施加于妇女的革命。这场革命之所以说是社会革命，不仅仅是因为它对中国妇女这个群体所产生的影响，更是因为其对中国的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所产生的深刻影响。除了像“土改”那样的消灭地主阶层的社会运动，没有任何其他社会运动能够和“计划生育”运动相比了。
这场革命的思想渊源自当时领导人所持的错误的科学观。运动的出发点并不难理解，即为了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，改善民生。自近代马尔萨斯以来，人们对人口和一个国家的贫困之间一直有探讨。马尔萨斯认为，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，否则难逃贫困命运。历史上，人口增长往往用瘟疫、战争等方式来解决。如果人类不想用这些传统方式，那么必须找到控制人口的方式。
计划生育政策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结构
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（1798年）受他那个时代的影响，他毕竟生活在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前半期（1766年至1834年）。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距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几乎已经两个世纪，人类实际上已经有足够的经验证据证明马尔萨斯理论的错误，或者已经找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有效手段。传统社会生育率高是传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结果，而不是相反；城市化、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是生育率趋低的有效手段。
今天，人们还没有找到有效的证据，证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众多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，但有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人口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。不管如何，计划生育政策至少在如下三个方面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。
第一是家庭结构。历史数千年，中国一直是“大家庭”（即“四代同堂”）结构，在“大家庭”之上又形成了宗族结构。宗族结构本身是传统社会治理的有效单元。“计划生育”政策有效摧毁了“大家庭”基础。有鉴于下面讨论到的“生育意愿”的改变，人们也可以说，这一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生育文化。
第二是性别结构，即男多女少。中国传统上就是“ 男尊女卑”的国家，老百姓喜欢男性甚于女性。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剧了这一趋势。这一政策保证了“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”，但无法保证人们接受“男女都一样”的思想。
对多数家庭来说，为了保障有一个男性小孩，如果怀的是女性，那么往往进行流产，无论是合法还是非法途径。这一做法尽管一直是禁止的，但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改变。诸多研究发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，两性比率的大量失调。
考虑到中国的另一种文化，即女性一旦接受高等教育，就不愿“下嫁”（即嫁给文化程度比自己低的男性），那么会有更多的男性找不到配偶。有西方学者甚至认为，高达几千万中国男性找不到配偶，这会是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因素。这种说法当然过于夸张，但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。
第三是新的生育文化的形成，即低生育甚至不生育。在这方面，中国基本上已经步入“东亚模式”，即低生育率。“东亚模式”指的是在东亚经济体（包括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、台湾、香港）当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，家庭生育意愿发生很大的变化，人们的生育意愿弱化，生育率急剧下降，导致普遍的老龄化社会结构。
这种模式也流行于所有发达经济体，伴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而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是教育的普及，妇女得到真正的解放，无需依靠男人而能够得到自主的生存；而人口的流动则再进一步促使妇女从家庭和社会压力中解放出来。
从一些现象来看，中国的情况比其他东亚经济体更为严峻。尽管中国的人均国民所得远较其他东亚经济体低，但生育意愿似乎更低。今天，中国的一些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，妇女的生育率要比东亚其他经济体都要低。这里至少有两个因素。主观的因素是前面所说的自近代以来塑造的妇女主体意识。低生育甚至不生育已经形成了女性的一种新生育文化。生育不再是一种文化“律令”或者必须，而仅仅是一种自主的选择。
“一胎化”造成了女性的强势文化，今天的男性也很难对配偶施加压力和影响。而政府可以通过类似计划生育那样的政策控制人口的增长，但很难有同样有效的政策来鼓励人们生育。实际上，导致低生育的客观因素，是中国低度社会政策所造成的家庭不断趋高的经济压力。中国的社会政策的方方面面，远远低于东亚其他经济体，这表明家庭所承受的经济压力也远甚于其他社会。即使不考虑到新的生育文化，很多家庭也会因为经济压力而选择少生育，甚至不生育。
无疑，人口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，无论是经济发展、技术停滞不前、农民起义等，都可以和人口的变化联系起来。这些年，中国一直在讨论“人口红利”问题，即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。
为了使得人口不至于对经济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，国家也开始调整计划生育政策，主要是容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。但基本上，人们很容易发现这种微小的调整的致命弱点。第一，有关部门仍然一如既往地仅仅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育问题，而没有看到长期的人口危机及其人口危机所能导致的社会危机。第二，这种调整对生育不会发生很大的效用，因为低生育已经成为一种新文化，不是政府的政策所能改变的。
西方社会也在经历低生育，但各国政府试图通过完善社会政策来提高生育率。有效的社会政策一方面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，另一方面为家庭提供正面的激励生育的机制。在社会层面，宗教也是鼓励人们生育的一个有效机制。有些社会比较成功，而有些不那么成功，人口（尤其是劳动力）的减少，需要通过移民或者机器人来得到缓解。（应当指出的是，无论是移民还是机器人，都在产生另外一类的社会政治问题。）
中国今天所实行的政策不仅不能改善生育情况，而只会促成情况的继续恶化。对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的追求、对社会政策的忽视、为未来一代的“征税”、对计划生育政策的“微调”，这些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或许有一定的理性，但对生育率则是“恶化”因素。
实际上，这些因素，加上独生子女一代及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（尤其是他们所受的教育），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和制度来逆转低生育趋势，人们不难预测未来中国必须面临的深刻社会危机。
作者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
